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探索18年为何仍未“成年”

　　既不能让黑名单制度代替刑事惩罚本身，也要让黑名单制度长出牙齿来，就需要探索出针对行贿人更精确的处置、手段，做到拳拳到肉。

　　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已在我国探索了18年，但近日调查发现，这个机制似乎还没有“成年”：一方面，因反腐职能从原来的检察院系统转隶到国家监察委系统，目前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暂停使用；另一方面，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关的体系尚未健全。

　　行贿人黑名单最早由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2002年率先推出，之后升级为全国行贿犯罪档案库。该档案库原本是由检察机关将立案侦查并经法院生效判决、裁定认定的行贿罪、单位行贿罪、对单位行贿罪、介绍贿赂罪，以及相关联的受贿罪等信息整理、存储而建立起来的，供全社会查询。

　　首先，入库门槛过高——只针对已生效的构成行贿罪等罪的有罪判决。而我们知道，很多行贿违法未必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标准，或者有的是为了更方便地犯罪，从而依法对这些行贿予以撤案、不起诉处理。这些都不能进库，就让他们逃出了全社会的审视目光，也让他们对下一次行贿犯罪心存侥幸。其次，行贿人黑名单登记的是企业法人代表，而很多实际控制人通过换马甲的方式逃出黑名单。一旦上了黑名单，就另起炉灶、重新注册新公司。

　　再加上跟随职能转隶而至的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暂停使用，这也导致对有些企业和个人的威慑力有限。又因如此，有些主管部门要求企业“自证清白”、出具“无行贿记录证明”才能参与相关工程，又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负担。

　　缺憾归缺憾，但全国层面的黑名单目前暂停使用，也给了地方探索、系统探索、基层探索更大的空间，让黑名单从“大而全”走到“小而精”，从事后事中的监督、事前，让黑名单的效力更加精准化、行业化，更精确地触及利益相关方。比如，海南省对医疗领域商业行贿不良记录实行动态管理和公示、福建厦门集美区的行贿人黑名单库与村两委班子选举挂钩等。

　　本质上，黑名单制度本身的意义还在警示、、，对之前公然行贿人员的企业和个人进行社会性负面评价。但这亦有边界：在全面依国的当下，黑名单制度不能一将相关企业，否则就有“法外施刑”之嫌。

　　所以，既不能让黑名单制度代替刑事惩罚本身，也要让黑名单制度长出牙齿来，不能变成“网上一挂了之”，要让上黑名单的行贿企业付出相应的代价，在行业内“抬不起头来”，这需要职能机关探索出针对行贿人更精确的处置、手段，做到拳拳到肉。

　　比如，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、36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，被列入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一批失信行为“黑名单”，一年内被从事招投标活动、取消享受财政补贴资格等，在财政补贴、税收优惠等精准点位上发力，这就是有的放矢。

　　探索了18年的“行贿人黑名单”制度，现在即便不能“大而全”，也应鼓励探索“小而精”，让其发挥的作用更有力更精准。（沈彬）a型血人的性格